1985年，我退伍回到乡政府，和副县长女儿谈恋爱，却改变自己人生

2023-12-23 116 网站编辑

1985年，我光荣退伍了，之所以说是光荣，是因为我跟随部队在边境参加了战斗，并且荣立了个人三等功。虽然立了三等功，但是对于农村兵来讲，意义不大，从哪里来还是回那里去，该种地还是去种地。

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要伺候庄稼了，退伍之后到乡镇武装部（我走的时候还是公社武装部）报到，办理手续，但命运的天平这一刻开始向我倾斜。

到了武装部，好巧不巧，武装部长也是转业军人，我们还是一个军的，他是84年集体转业的时候，以副团级转业到了乡镇，担任我们乡镇的武装部长。

得知我在连队干过文书，又是高中毕业之后，战友加老乡，部长有意拉我一把。

我就把自己在部队发表的一些文章给他看，当时我们军办有一份《战旗报》，在连队当文书的时候，我经常发表一些豆腐块。拿出报纸的时候，部长的眼睛都亮了，部长说以前每周都要看，自己也发表过不少文章，现在已经1年多没看到了，现在看到战旗报，太亲切了。

这几份报纸，都是有我写的文章，拿回来是打算给父母炫耀的，确实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老读者。

能写文章，又上过战场，立过三等功，部长说小子，看不出来你还是文武双全。我这里正缺少一个干事，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忙。只是刚开始肯定不是正式的，等到合适的时候，他会向领导申请。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就砸在了我身上，就这样我成为乡武装部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员，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工人、干部、事业编制的区别，反正全家人都为我能吃上公粮高兴。

那时候，农村的土地已经实行承包到人，武装部最重要的民兵训练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抓得紧，我当兵之前，村里的民兵都要组织打靶，我当兵回来后，村里民兵的枪械都已经统一管理了。

乡镇里有五六十人，除了乡镇领导，就是七站八所的工作人员，除了卫生院和派出所不和乡政府在一起，其他这些都是和乡政府在一起办公。

乡里看着有这么多人，但是大部分都是三十多至五十多岁“老人”，像我这种二十出头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党政办公室主任邓晓阳，一个是我。邓晓阳是去年中专分配到乡镇的。分配来不久就担任了办公室主任。

作为办公室主任，那时候她手底下都是比他大得多的老人，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邓晓阳这个外来户工作开展并不顺利。上面有乡镇领导，下面是不听使唤的老油条，所以，办公室的工作经常都是她一个人在干，好在那时候事情不是很多。

武装部和党政办公室的办公室并不挨着，但那时候大家都串门，我以前当过文书，知道要进步关键在领导的人情世故，所以我就想着必须和邓主任搞好关系，因为党政办公室和书记乡长的办公室紧紧地挨着，而武装部的办公室是在一个角落里。

有一次，县武装部要一份报告，我写好之后找邓晓阳盖章，邓晓阳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一脸不可置否地说我还会写材料，而且字也那么好？其实，我的钢笔字一直不错。加上我俩又都是年轻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所以有事没事，邓晓阳就会喊我帮忙弄材料，搞会务。

部长是个过来人，笑着对我说，我这头猪要去拱白菜了。

不久之后，乡长书记也就认识了我，在邓晓阳的力推下，我也来到了党政办，搬到了邓晓阳的对面。

本来就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又整天一起干活，所以，慢慢地我和邓晓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起到食堂吃饭，一起加班，一起在大院里遛弯，其实，那时候的党政办主任，算不上领导。

部长看到我们，都是悄悄地给我挤眉弄眼，意思自然不言而喻。

但我内心其实一直不敢倾诉心肠，因为说实话我有些自卑，那时候邓晓阳是正式的国家干部，我是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转正的临时工。我的家里在农村，邓晓阳家里在县城，虽然她从不谈及自己的家庭，但是可以看出来，邓晓阳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

但是邓晓阳却反倒比我大方，城里的孩子，又读过中专，没有那么保守，有时候同事们会开我们玩笑，她也是不那么地反感，还是拉着我一起吃饭，一起散步。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挺开心的，我也给自己打气，人家女孩子都不怕，我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怕啥。反正咱也没干啥，身正不怕影子斜。但事实上确实也没干啥。

很快，玉米熟了，农村秋收，大部分干部其实家里都有田，包括乡镇、学校在内全部放秋假，只安排了少数几个干部轮流值班，我也回了家去掰玉米。

我家离乡镇并不远，只有二三公里，但是家里的房屋不多，我们五兄妹根本不够住，所以平时的时候我都是住在乡大院的宿舍里，乡大院的宿舍除了值班的，住在哪里的并不多，我算一个，邓晓阳有时候加班也要住宿舍。

乡镇大院现在都还在这里，只是已经不在办公

掰玉米的时候，有些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这样的玉米不能放太久，因为水分大，要发霉。所以，会单独煮来吃，虽然赶不上嫩玉米好吃，但还是将就。

掰了一天的玉米，弄了一身臭汗，到村前的大河里冲了凉，就吃晚饭。那时候玉米花生红薯都下来了，一桌子都是香气。

吃完之后，我睡惯了宿舍的大床，实在不想和二哥挤在一张床上，就这样，我装了一些玉米花生，放在自行车上就去乡大院宿舍睡觉。这些玉米花生，自然是带给邓晓阳的，她今天值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了，放在公共汽车上，让她带回家。

80年代的公共汽车一般人也舍不得坐

趁着夜色，我骑着车，想着马上就要见到晓静，车子是越骑越快，十多分钟就到了乡大院。

这个时候，也才九点多，邓晓阳有个习惯，只要值班，就睡得很晚，晚上的时候喜欢猫在办公室看小说，她说，只有这个时间她才感觉到生命是属于自己的。

我看了看办公室没有人，就打算去宿舍，但是我喊了几声，并没有人答应，难道她回去了。不会，因为办公室的门没有上锁，杯子里还有热水。

我在宿舍敲了敲门，里面传出开门的声音，邓晓阳开了门，朝阳，你来了。我有些不舒服。

邓晓阳头冒虚汗，声音沙哑，一脸的虚弱。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不知道，昨天有些降温，兴许是感冒了。我在前线的时候，学过一些基本的医护知识，测温是最简单的。用手摸了摸邓晓阳的额头，滚烫。

必须先降温。对，去乡卫生院，有值班的。

邓晓阳摆了摆手说，四肢无力，头疼，走不了路。

乡大院本来有一辆吉普车的，但是晚上的时候，乡长书记都住在县城，所以这车自然也在县城。这个情况，又是晚上，也不敢让邓晓阳坐自行车。

我说也别讲究了，我背你过去。

邓晓阳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又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因为乡卫生院离乡大院不算远，不到2公里的样子。

邓晓阳坐在桌子上，抓住了我的肩膀，趴在了我的背上。一股淡淡的香气潜入到鼻孔里，长大之后，我还从没有这样背过一个女孩，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也顾不上礼节了，我背着邓晓阳，还不忘一脚勾着把门关上。

走出乡大院，路上静悄悄的，农忙时候的乡镇，大家劳累了一天，也就早早地睡了，那时候，既没有路灯，也没有车灯，只有头上皎洁的月光和谁家大院里传出来的狗叫声。

按说平时背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毕竟五公里越野我都是连队的前三名，但是那天掰了一天的玉米，手本来就有些酸，不知不觉中，我也冒了虚汗。这2公里的距离，平时觉得没什么，这会倒有些气喘吁吁了。

不知不觉，为了不被滑下去，邓晓阳勒住了我的脖子，我的手也不自觉地托起了邓晓阳的屁股。

就这样，走了几十米，邓晓阳忽然打了一下我的头，在我耳边轻轻说道，坏蛋，手往哪里放。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手在人家姑娘的屁股上。

把邓晓阳往上背了背，说道，我的邓大主任，你别打了，我也快累趴下了。

邓晓阳又打了一下，说，要不你抱着我吧。

我确实这样一个姿势手没有了力气，就把邓晓阳放下了，然后一把把她抱了起来。她两手勒住我的脖子，然后把她枕在了我的肩膀上。

就这样，我背一会，抱一会，终于到了乡卫生院。

乡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被喊起来，还满脸的怒气，看到来的是邓晓阳，脸色好看了许多。量了体温，一看已经快40度。

医生还是有经验，马上打了退烧针。

但退烧针效果没那么快，还是需要物理降温，我就找了个盆子，找医生要了温开水，也顾不上那么多，就帮着邓晓阳擦了擦额头和脖子。

换了七八次水，熬了一夜，等到第二天，邓晓阳的烧总算退了。人退了烧，精神状态就对了，看着我咧嘴傻笑。

在医院休息了一下，邓晓阳说自己要回家，不想在医院住了。就这样，我带着一袋子花生玉米，就将邓晓阳送回了家。

在公共汽车上，邓晓阳依偎在我的肩膀上，就这样，我俩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确定了恋人关系。

等到下了车，肩膀上扛着玉米和花生，一手拉着邓晓阳，左走右走的怎么感觉越走越熟悉，最后忽然想起来，这条路不是通往县委大院的路吗？

邓晓阳说，这就是自己家，县委大院。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是那个我在简报里经常看到的人。这一点我也早该想到，那个中专生毕业一年多就可以直接担任党政办主任。

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我放下花生玉米就打算走。

邓晓阳拉着我说，敌人都不怕，还怕自己的同志？你难道让我一个人扛着这些东西回家？

我心里想，大不了就被撵出来，能有个啥。

等到了家门口，邓晓阳敲开了门，还好是其母亲开的门。阿姨看到了明显一愣，但不愧是领导干部家庭，马上就一副笑脸地让我进了门。

当天并不是周末，邓晓阳的父亲作为县城干部，不放秋假，所以并不在家里。

阿姨给我泡了茶，邓晓阳说自己身体昨天发烧快40度，是我这个同事朝阳送自己去的医院，而且还送我回来。

阿姨很热情，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中午非要留我吃饭，邓晓阳就陪我聊天，阿姨就在厨房忙活，我本打算帮忙，被阿姨拒绝了。

不得不说，阿姨有一个好手艺。中午的时候，不一会就做了一个四菜一汤。但聊天的时候，话里话外都是问我的家庭，我的过往，当得知我上过战场，还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时候，阿姨还专门敬了我一杯茶水。

下午的时候，邓晓阳又把我送到汽车站。秋假几天，我对她也是朝思暮想，就连干起农活来，也是心不在焉。我从没有这样盼着上班，当然，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

秋假结束，邓晓阳来上班，一见面，我们就趁着没人先抱了抱。

那时候大家提倡自由恋爱，但是谈恋爱，还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人眼里，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甚至还刻意保持了距离。

过了没多久，邓晓阳告诉我，她妈妈偷偷告诉她，她做副县长的父亲会找机会来看一看我。

说曹操曹操到，当天乡里就接到通知，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书记乡长就带着全乡的干部职工开始打扫大院卫生。其实，对于一般的县领导，并不用这样，但是对于常务副县长，乡长和书记都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大早，书记乡长早早地就在大院等候，约莫10点钟，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大院里，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常务副县长，气场足，派头大，平时威风凛凛的书记乡长现在看起来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就单独把书记乡长留了下来，然后突然乡长到了办公室，把我喊了过去，这时候，书记乡长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面对邓晓阳的父亲。

邓副县长看了看我，说，你还没有解决身份，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我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谈话，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告诉你，你和晓阳的事，我不同意。

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也不容我地质疑，说完后，邓副县长端着保温杯就走了。书记乡长挽留吃饭，邓副县长也没有留下。

回到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同事，大家还在说，这邓副县长咋没吃饭，以前来总是要吃饭的。

回到办公室，晓阳早就急不可耐地问话，他父亲给我说了啥。

我看了晓阳一眼，说道，咱们还是分手吧，咱俩在一起，确实不合适。

邓晓阳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道，我不管，我不分手。

后来，书记和乡长也是有的没的和我谈话，总之就是在敲打我，作为一个临时工，不要得罪领导，也不耽误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又调到了武装部。

部长看着我，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但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劝我还是踏踏实实先干着工作，把正式的身份先解决了。

等到了1986年的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已经给她父亲摊牌，说咱们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的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的努力能行。

邓晓阳打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这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我就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改革开放是最热的词语，但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并不知道快到什么地步。

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浙江战友到济南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们的老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战友讲他现在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现在日新月异，我们这里竟然还这么的贫穷落后。他现在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现在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叙旧，重温战友情。第二就是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自己回家里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他，苟富贵勿相忘。

我当时也想着，自己虽然解决了身份，但是如果在乡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和邓晓阳在一起的。

现在，邓晓阳一直和父亲怄气，调她走她也不走，要提拔她也不去。

干脆我出去闯一闯，对她也好，对我也好。让她找一个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

就这样，我找书记乡长提交了辞职报告，这在当时比我进来还要轰动，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下海这一说。

又是乡长和书记轮流找我谈话，总之就是这乡政府虽然工资低，但吃的是公粮，你到上海，简直是自不量力不知好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