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日起,为人熟知的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正式结束两年过渡期,消失于北京的大街小巷。
被俗称为“老头乐”的违规老年代步车一直被视作交通“毒瘤”,2022年,北京市共发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交通事故131起,死亡138人。
图源:北京交通委官网
禁令之后,相关执法行动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度。在北京丰台区的一处违规老头乐集中停放场,看守人员告诉我们“每天仍有车往里运”。
北京丰台区的一处违规三四轮车集中停放场 于天昊摄
但那些曾经的“老头乐”使用者尤其是依赖者,却在为了下一步如何便利出行而烦恼。
整治违规三四轮车,全国城市都在看北京:不仅是看禁行前如何筹备落实,更在看老头乐撤场后留下的需求真空,怎么解决。
“不知道怎么办”
家住二环里的退休职工李桂兰,曾是一名重度“老头乐”使用者。她的生活相当典型——每天替忙碌的子女接送娃上下学,自己还要隔三差五地去医院看病拿药。家里没有车,自己也没有驾照,腿脚又不好,“老头乐”是她最好的代步选择。
北京三环里,一些小区已经明确禁止“老头乐”入内停放 于天昊摄
“实在不知道没了它怎么出门。”李桂兰说,“以前下楼就能走,现在,走到公交站膝盖就疼得不行。孙子让儿子接回去了,这两天上医院都是打车,可咱也不能总是打车吧?”
“老头乐救过我爸的命。”同小区的李先生讲道,“我们小区一到晚上,车没地方停,有的就堵着路。我爸有天晚上突发肾结石,救护车进不来,最后是我开着‘老头乐’送老爷子去的医院。”
北京全面禁止老头乐之前,曾经开展大范围的宣传工作,在2023年下半年也开展了政府回收购置的工作,不少受访者都在禁令前将自家“老头乐”进行了官方回收折抵 于天昊摄
在北京城区里,人们俗称的“老破小”小区并不少。这些小区往往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物业,随着社会发展,停车位紧张,车辆占道的情形时有发生。
“我家距离最近的医院3公里,距离外孙上学的小学2公里,走到公交站加上等公交的时间,都够我送他到学校了。”家住南五环外的张萍说,“回来路上买点菜,大包小包的挤公交也不方便。”
北京某小区内的宣传标语 于天昊摄
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距离远,公交地铁覆盖不到,在城市外围居住的老人,对老头乐的需求更多的是完成短距离的点对点的运送。
2022年,北京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65.1万人,占比达到21.3%,相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这些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出行需求,曾经都依靠“老头乐”完成。
也有一些选择不回收的老头乐使用者,将零件拆卸后堆放在楼下 于天昊摄
除了就医,这些老年人同样是家庭中的重要劳动力——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置办采买,是家庭运转中重要的角色。
而这部分人的出行需求,在“老头乐”被禁止后,出现了“真空”。
“目前,没有完美替代方案”
根据北京交通委的相关消息,取缔老头乐之后的一些替代方案已经实行。
目前,在北京的一些小区里设置了助老打车点。这些打车点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一键叫车,不用输入目的地,实现老年人快速出行。
截至1月10日,在北京设在社区里的助老打车暖心车站已超过1500座,覆盖500余个社区。但北京小区数量超过3000个,这样的覆盖率仍显不足。
况且“打车”一般并非老年人出行的首选。
“打车贵,除非有急事,一般不会打车。”采访过程中的多位老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打车并不经济,不能成为日常替代的选择。
大多数老人更愿意利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门。
在“老头乐”被禁后,北京开通了6条“通医专线”,专门运送从小区到医院的“点对点”需求的老人。但是,6条线路基本都在三环以内,覆盖范围有限,另外根据记者实地探访,“通医专线”每天只有两班,且节假日停运。
通医专线并非全天运营,记者因为下午抵达无缘体验 于天昊摄
“我平时送完孩子上学,回来买菜做饭干家务,下午又得准备晚饭去接孩子,只有周末有时间去看病。”家住平乐园小区的黄阿姨说,“这个公交,基本我享受不到。”
而正规三四轮车,需要驾驶执照,这同样把一众老年人挡在门槛之外。
“我这老花眼,科目一都过不了。”李桂兰说,“从来没想过考(驾照)。”
打车、公交、考证,没有完美的替代方案,被“老头乐”“惯”得久了的老年人,乍然陷入焦虑。
“不应该只是老年人的事”
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看来,不论是公共交通,还是鼓励老人打车,都只是治标的“息壤之法”,而要治本,需要综合性多维度施策。
除了“通医专线”,北京还开通了25条“通学专线” 图源:劳动午报
也就是说,解决老年人出行需求,不能只有交通部门想办法,而需要多方力量加入进来。
“城市管理部门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只能根据现状做出选择题,从长远来说,更多的需要整个社会集体寻找解决方案。”杨新苗表示。
“日本老龄化程度比我们更深,他们在90年代就在发展电助力三轮车,现在成为老年人出行的重要工具。”杨新苗说,“但在北京,助力三轮车却被划分在机动车范围内,而2016年工信部发布的标准,将助力三轮车明确列为自行车范围,这样矛盾的情况,无疑给解决问题增加了阻碍。”
“其实,给老年人找一个合适的出行工具,并不是制造的问题,也不是使用和管理的问题。”杨新苗说,“而是我们的整个治理体系要围绕这件事情综合考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去施策。”
北京丰台区的违规“老头乐”停放点 于天昊摄
家住二环里的李桂兰这几天已经在考虑购买电动轮椅,但是依然在发愁出门的安全问题。
南五环外的张萍,正等着家庭积分排序的新能源车指标,眼下靠着打车短暂应对。
家住平乐园的黄阿姨,让女儿把孩子接走了,为了给自己腾出时间去医院。
北京某小区,一并未被收缴的违规三轮车 于天昊摄
“老头乐”没有了,但无数个这样曾经仰赖“老头乐”生活的个体,出行的需求仍然存在。
他们仍然在变数中,等待一个解决办法。
这些曾经的老头乐的使用者,以及更多迈入老龄的群体,他们选择为了更多人的交通安全让渡了生活的部分便利,因此,我们更不应该忽略他们的付出,更应该抓紧给他们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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