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科技部大门（人民视觉/图）

2024年1月19日，科技部原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布了一则迁址通告，宣布搬迁至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办公——这里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办公区之一。

一个月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文章表示：中央层面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各项任务基本完成，新组建和重新组建部门均已挂牌运行，涉改革部门“三定”规定和职责机构编制调整通知已经印发，机构改革涉及的部门所属事业单位调整划转基本到位。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新一轮机构改革由此开始。截至目前，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此轮改革中涉及的科技部、国家数据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个国务院机构，尚未对外公布“三定”方案或职责机构编制调整通知。

但公开“三定”方案只是时间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机构改革的逻辑是解决现有弊端或是在重点领域发力，纸面上的方案如何落地，在现实中怎样实施则更为关键。

“尽快融入新环境”

作为此次改革的重点之一，科技领域的机构改革起步较早。

据科技部官网，2023年7月10日，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党支部召开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央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按照《方案》，中央科技委员会是为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新组建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一个月后，变动更加密集。

8月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加挂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仪式，科技部不再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9月14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会议，欢迎从科技部所属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的转隶人员；9月22日，农业农村部发文称已召开科技部转隶人员座谈会，科技部原农村科技司、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全体人员参会。

科技部原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张洪刚在欢迎会上表态，“落实机构改革任务不打折、不变形、不走样”“尽快融入新环境”。农业农村部则要求“全体转隶同志要保持良好工作状态”“机构改革办公室综合、机构人事、资产财务等专项工作组要主动入位、分工配合，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读出了弦外之音，融合并不容易，调到新单位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很多人还是有顾虑的”。但他认为，相较2018年，“这次机构改革力度不是很大”。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原副秘书长沈荣华也认同这一观点，此轮改革不同于2018年，当时是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个正部级单位合并成一个正部级单位，总局局长由三个变成一个，从部门司局到地方都存在领导职数大幅压缩的情况。

不过，这一轮改革中同样需要考虑干部配备问题。

2023年11月，科技部原农村科技司司长叶玉江，任农业农村部直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同月，科技部原农村科技司副司长蒋丹平以农业农村部“科技工作组副组长”身份赴浙江调研。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在其原有科技教育司基础上组建科学技术司，蒋丹平以副司长身份出现在地方调研活动中，司长由农业农村部原科技教育司司长周云龙担任。

方案名称再次变化

包括国家数据局在内，在中央层面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和中央科技委员会之前，部分地方已经探索设置了类似机构。用汪玉凯的话说，属于“地方包围中央”。

这并非先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原副秘书长沈荣华曾参与2008年机构改革方案的设计，并对2013年机构改革进行了前期调研。他回忆说，调研并不是命题作文，国务院有关部门在交办任务时，并不指出“改革什么，不改什么”，只是让“研究一下政府机构改革”。在2013年的调研中，沈荣华和他的团队就发现，多个省市已经合并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机构。

沈荣华说，最终团队在递交的调研报告中，建议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先行先试的现象，原因在于地方往往能更敏锐地察觉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改革需要稳步推进，在地方层面局部先行改革造成的影响不大，还可积累经验，如果成熟可行再扩展到全局。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共进行9次改革，基本每5年启动一轮。对此，汪玉凯指出，2018年以前，人大、政协和党的机构调整，一般都在内部进行，“只对外公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但2018年后，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党、人大、政协、政府、司法机构甚至跨军地改革被纳入整体通盘考虑。

这种变化在机构改革方案名称上就有所体现。

2013年以前几轮改革方案名称都叫《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13年的机构改革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方案名称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到了2018年，名称变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共中央印发文件。2023年最近一次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新一轮改革对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出了制度安排，有利于理顺党政机构关系，强化统筹协调，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的执行力，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决策协调机制。

另一个变化是对改革的时间表做出了要求。

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在当年年底前落实到位，省级党政机构在年底前基本调整到位，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2023年3月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则要求中央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3年年底前完成，地方层面的改革任务力争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汪玉凯认为，相比此前几轮改革，2018年和2023年的两次改革，这次时间安排比较紧凑。这是为避免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改革不到位，影响党政机构正常运转。

（人民视觉/图）

“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2023年12月以来，江西、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多地密集召开机构改革部署动员会议，其地方机构改革方案已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根据公开信息，除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方案》还要求省、市、县级党委组建社会工作部门，省、市、县级乡村振兴机构职责划入同级农业农村部门。

至于在中央层面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组建国家数据局，将科技部的部分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对地方没有做出具体要求，地方可“结合实际”组建或进行调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长期研究科技政策和体制改革。在《方案》印发后，不少人问他，结合实际是怎么个结合法？

以省级党委是否需要组建科技领域议事协调机构为例，朱春奎认为，那些科技资源比较丰富，此前已经设立与中央科技委员会职责相近的机构，有组织基础的地区组建条件更为成熟。

根据地方发展实际情况，各地机构改革也呈现出一些亮点。“规定动作”之外也有些“自选动作”。

作为沿海省份，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联动，浙江省成立海洋经济发展厅；海南提出优化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相适应的机构职能体系；广西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等能源品类齐全，将组建能源管理机构。

但组建和调整机构，只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2024年2月22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召开全国社会工作部部长、信访局局长座谈会。会上透露，全国省份均已组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并开始全面履行职责。

早在2007年，北京就成立了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宋贵伦担任了11年书记和主任。因此，他很理解这份工作背后的复杂性。

2023年6月和7月，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后不久，身份已经转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宋贵伦，两次参加了分别有中央社会工作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副部长赵世堂出席的座谈会。座谈会不做任何引导，广泛听取意见，专家发言后也不下结论，“带有务虚的性质，仍处在探索研究过程中”。

“原来一些地方没有社会工作部门，有些职能需要从别的部门划入，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宋贵伦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形成合力抓好协调，起到“穿针引线打补丁”的作用，把各个部门串联起来，在社会领域做没有人做的兜底工作。

组建社会工作部门后，在组织上有了保障，“就看工作中的能力和水平了”。

“这次没解决的，下次再解决”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除《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外，党中央还研究部署了《党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该方案目前尚未公开。

2023年9月，《中国机构编制》刊发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编办主任李小新的署名文章，在总结改革进展时，出现了“议事协调机构大幅压缩”的表述。

与之相关的一个细节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郭兰峰在2023年9月25日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中央决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等区域重大战略领导小组合并为“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来统管。

一位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说，这是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部署改革的成果，是为解决“协调议事机构太多太杂，职能交叉重叠”的问题。

在地方层面，多地明确了精简规范和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比如河南要求“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严控新设，确保规范运行”，重庆提出“构建从准入到退出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辽宁规定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规模和数量。

汪玉凯了解到，某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县级市，有近200个议事协调机构。但 “议事协调机构多，并不意味着治理水平就高”。在他看来，议事协调机构过多，不仅会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还可能出现各部门推诿扯皮的现象。

在改革中，也有地方官员向前述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抱怨，“5年一次的机构改革太频繁了”。一些公职人员5年前在这个部门工作，5年后去另一个部门又得重新适应。

但这位研究人员认为，一辈子在一个部门干一件事，是思维僵化的表现。企业的机构改革更为频繁，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发生变化，内部结构一定会调整，“比政府要敏感得多”。

在机构改革后，运行中又会暴露新的问题。在他看来，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次没解决的，下次再解决”。

一位曾担任“国字头”学会的负责人，曾两次参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机构改革座谈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验是“小步快走”。行政体制涉及权力分配等方方面面，“如果一次改的动作太大，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

朱春奎对此有切身的感受。

在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重新组建科技部，主要职责包括牵头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和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监管机制等。

根据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又对科技部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协调管理、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等职责进行调整，将所属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划入农业农村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划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划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朱春奎说，2018年的改革，通过建立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平台，为5年后将项目管理职能划入专门机构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改革是渐进式的，一步步水到渠成”。

显然，2023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并不是最后一次。

马亮认为，改革涉及很多方面，机构改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能寄希望于机构改革解决所有的问题”。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促进职能转变。

汪玉凯也持相近观点，在他看来，能否释放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评判机构改革成果的根本性标准。尤其在地方机构改革的过程中，“管理不能缺位，但是绝对不能越位”。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丹 陈存 陈阳

责编 钱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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