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先生那部备受赞誉的《随想录》中，他深情地提及了“样板戏”。每当那熟悉的唱腔响起，他的心中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仿佛置身于噩梦之中。

金敬迈先生，那位创作出《欧阳海之歌》的文学巨匠，更是对“样板戏”持有坚定否定的态度。他郑重地立下家规，告诫儿孙：“若逢‘样板戏’，务必立即转台，稍有迟疑，我必亲手砸烂电视机。”这样的态度，显然已经将“样板戏”与当时的文艺政策、时代氛围乃至个人的现实境遇紧密相连，充满了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

更有一部权威的“当代文学”教科书，言辞明确地指出：“任何试图为‘样板戏’恢复名誉或重振旗鼓的念头，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感情格格不入。”这样的评判，无疑进一步凸显了“样板戏”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承载的复杂情感与深刻记忆。

但也有人曾热烈地宣称：“京剧革命已结出了累累硕果。《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诞生，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璀璨典范，更是整个文艺界的杰出样板。这些京剧革命的辉煌成果如同春雷般震撼着整个艺术舞台，预示着文化之花的繁茂盛开。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必将对文艺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影响，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评价的两极分化令人疑惑，我们以《奇袭白虎团》做一分析。

提及“奇袭白虎团”这一英勇故事，人们往往会立刻联想到京剧样板戏。这部作品成功实现了从文本到戏剧的华丽转身，为这一故事注入了新的生命与活力。在京剧改编的过程中，方荣翔先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方荣翔先生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一名在前线活跃的文艺战士。尽管他不能亲自上阵杀敌，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通过演出给予战士们宝贵的精神慰藉。在朝鲜演出期间，方荣翔从战地新闻中得知了杨育才率领“化袭班”成功奇袭“白虎团”的英勇事迹，他深受触动，萌生了将这一壮举搬上京剧舞台的想法。

方荣翔心想，自从来到朝鲜后，为部队演出的多是历史剧，为何不能将军人的英勇事迹也呈现于京剧之中呢？于是，他与志愿军慰问团的李师斌、李贵华等人共同商议，决定将这一故事改编成京剧。他们合力编写了一出以战斗英雄杨育才奇袭白虎团为主题的小戏，虽然初始版本仅有20分钟，类似于“活报剧”的形式，但演出后却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和广大战士的喜爱。

随后，方荣翔等人对这部小戏进行了多次加工、推敲和增补内容，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出以武打为主的京剧，并正式定名为《奇袭白虎团》。这部作品不仅得到了杨勇等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鼓励，更在演出时受到了广大志愿军战士的热烈欢迎。最终，《奇袭白虎团》成为了志愿军京剧团的保留剧目，传颂至今。

在《奇袭白虎团》的主要戏码中，京剧传统特色的表演程式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值得称道的是，这些表演都紧密贴合生活，遵循着从生活出发、以生活“化”程式的原则。因此，尽管京剧艺术程式大量运用，却毫无生硬和勉强之感，反而大大增强了生活动作的美感和节奏感。这一点在第四场中表现得尤为出色。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崎岖泥泞的道路上，侦查兵策马行进，他们翻山越岭，在电网前匍匐前进，在山谷中谨慎探索，穿越布雷区，涉过河流，最终深入敌后。这些艰辛而惊险的战斗行动，全都通过简洁、洗练、鲜明、生动的京剧艺术手段得以完美展现。

当战士们在山谷中摸索前进，或是在电网前突然倒下时，观众无不为之热烈鼓掌。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仅是真实逼人的生活形象，更是鲜明而优美的京剧艺术形象。尤其当一位战士不慎踩到地雷，却仍然镇定自若、屹立不动时，许多观众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里，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更是具有深刻塑形美的艺术形象。

《奇袭白虎团》的荧幕化更富有特点。

在“战斗友谊”这一场景中，苏里为严伟才的出场设计别出心裁。严伟才从远处走来，战士们纷纷进入画面迎接，镜头逐渐推进，形成严伟才的半身特写。随后，镜头向右微微横移，精准捕捉了严伟才深情凝视安平里村景和战士们的神情。这一设计巧妙地凸显了严伟才经过一夜的侦察，风尘仆仆的形象，以及他对这块曾在此疗伤的土地所怀有的深厚情感。

而在第三场“侦察”中，苏里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对角搭景的手法。他将山野中敌军的阵地景象搭建在左下和右上两个对角位置，正面则留出了平整、宽阔的地面供演员表演。后景则是纵深感极强的群山峻岭，这样的布局使得拍摄出来的效果非常出色。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对绿色有着特别的喜爱。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苏里在拍摄过程中采用了分区照明的方法，将松树、草皮的绿色分为深浅不同的层次，并在树草、铁丝网、木桩上洒水，以闪电的光效打出绿色光斑。这样的处理使得夜晚也充满了色彩，暗部有了层次，景物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明暗对比，同时也更好地烘托了人物的情感与氛围。

《奇袭白虎团》一剧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编导和演员们深刻认识到群众的重要性，并坚定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文艺工作者如果不与群众紧密结合，不长期、无条件、不间断地参与实际生活，就无法深刻体验他们的情感，也就无法创作出真实的作品。

《奇袭白虎团》采用了集体写作的方法，集体写作当时并不是没有，与中国早期文人合著活动所形成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不同，王瑶先生所辨析的“新时代”集体写作，其实是以从国外引进的“集体”概念为基石的，这一创作模式由高尔基等人积极倡导，并作为新的文学的创作范式传播至其他国家。当时，诸多著名作家如罗曼·罗兰、纪德、巴比塞等都曾参与集体创作。

他强调了集体创作的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使文学活动成为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活动相配合的集体运动；其次，集体创作更利于动员所有作家，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全面展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最后，集体创作有助于广大工农文学通讯员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提升文学水平，得到锻炼。

当然作为样板戏，它也有它的缺点，《奇袭白虎团》自诞生之日起，便紧密地与时代相连，肩负起深刻的社会使命。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不仅是情感的表达和审美的载体，更是讲述每一个时代不同故事的窗口。事实上，不仅仅是《奇袭白虎团》，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无法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它们或多或少地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智夺哨所”的情节，他率众飞跃山涧，痛袭伪团部，展现出了英勇与智慧。这与《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会师百鸡宴”的情节一样，都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些故事中的领导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身兼数职的，他们既能运筹帷幄，又能亲自率领部队攻城掠地，是智慧和勇武的完美结合。

在塑造这些领导者形象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追求“完美”的标准，领导者往往被描绘得万事亲力亲为，包揽一切，形象过于“饱满”。这种塑造方式有时会导致配角被忽略，使得整个故事显得头重脚轻。

为了更好地平衡角色关系，提升故事的丰富性和深度，未来的文艺创作在塑造领导者形象时，可以更加注重对配角的刻画，让每一个角色都能在故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尝试在保持领导者智慧与勇武特质的基础上，适当展现他们的不足之处，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

样板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诞生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至晚清时期。当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创建能够与西方抗衡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了贯穿中国二十世纪的核心文化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国民的重塑被视为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途径。戏曲，这一在传统文人雅士眼中格调卑俗的艺术形式，因其与底层民众的天然亲近以及生动感人的特性，被改良者选中，逐渐步入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成为动荡的百年中国史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艺样式。

然而，戏曲被智识者接纳与推崇，并非因为其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而更主要的是看重其作为宣传工具的功能。这种态度导致中国戏曲的现代转型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未能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与西方艺术的现代性转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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