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之妻刘志兰：后改嫁给左权生前的秘书，1967年参与山西夺权

延安时期的＂四美＂之一，被誉为＂领袖夫人中的头号美女＂，这位既有才华又有颜值的女子，与著名抗日将领左权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年。1942年，左权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壮烈牺牲，留下刘志兰和年幼的女儿。六年后，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嫁给了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更令人不解的是，这对夫妻在文革期间突然卷入山西夺权风波。刘志兰究竟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她为何会做出这些选择？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北师大校花到延安四美

1917年，刘志兰出生在北京城内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规模可观的布庄，家境优越的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29年，年仅12岁的刘志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师大女附中。在校期间，她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学生会干部，组织过多次文艺演出和读书会活动。

1935年秋季开学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刘志兰和同学们冒着寒风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一次游行示威中，面对日本特务的暴力镇压，刘志兰没有退缩，反而站在最前排保护其他同学。这次经历让她对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1936年春，刘志兰和闺蜜浦安修决定一同奔赴延安。临行前夜，刘志兰给父母留下一封长信，表明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两个年轻女子徒步跋涉，历经艰险，终于在那年深秋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组织安排刘志兰在陕北公学学习。她很快适应了窑洞生活，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和同学们围坐在油灯下讨论时局。因为表现突出，她被选为陕北公学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文艺活动。那时的延安，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文化生活却异常丰富。刘志兰经常参与演出，她的表演天赋和知识素养，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37年底，刘志兰被调到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妇女干部培训工作。她白天带领妇女们扫盲识字，晚上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在工作之余，她还自学了俄语，经常为组织翻译一些重要文件。正是在这段时期，因其出众的才智和端庄秀美的外表，她被誉为＂延安四美＂之一。

1938年春，组织派遣刘志兰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开展妇女工作。她深入农村，和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她们摆脱封建束缚。在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她即兴发表演讲，呼吁妇女们站起来参加革命。这次演讲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妇女当场表示要加入革命队伍。

二、与左权的相识、相恋与婚姻

1939年初，在一次边区文艺演出中，刘志兰与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相遇。当时的演出是为了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刘志兰作为演出组织者之一，负责节目编排和主持工作。演出结束后，左权主动找到刘志兰，就边区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交谈。

此后，两人因工作关系多次碰面。左权经常参加文艺界举办的座谈会，而刘志兰作为妇委会的工作人员也常常出席。在一次关于提高部队文化水平的研讨会上，刘志兰提出了组建文艺宣传队、深入连队开展文化活动的建议。这个提议得到左权的高度认可，他立即安排部队配合实施。

1939年夏季，刘志兰带领文艺宣传队前往左权所在的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她编排的《团结就是力量》等节目，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左权不仅全程观看演出，还亲自参与总结会，对演出效果给予充分肯定。

这期间，左权多次邀请刘志兰参加部队的政治学习会。在一次讨论抗日战争形势的会议上，刘志兰发表了独到见解，分析了如何通过文化宣传提高军民抗日意识。她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左权更是对她的才学表示赞赏。

1939年底，组织批准了两人的婚恋请求。他们的婚礼在窑洞里简单举行，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都发来了祝贺。婚后不久，左权就带着刘志兰搬进了新居——一个收拾得很整洁的窑洞。

婚后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两人都很珍惜。刘志兰除了继续从事妇女工作，还承担起了部队文化教育的任务。她经常深入连队，为战士们讲解时事政治，组织文艺活动。每当左权从前线回来，她都会把部队的文化建设情况向他汇报。

1940年，刘志兰怀孕了。尽管身体不适，她仍坚持工作。左权也尽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她，经常亲自去找大夫给她开中药。同年冬天，他们的女儿左太北出生了。刘志兰坐月子期间，左权只要在家，就会帮忙照看孩子。

1941年春，左权奉命率部参加晋西北游击战。临行前，他和刘志兰商量，决定把妻子和女儿安置在后方安全地带。在此期间，刘志兰一边带孩子，一边继续开展妇女工作。她还经常给前线的左权写信，详细报告家里和工作的情况。

这段婚姻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两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左权在前线指挥作战，刘志兰则在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直到1942年5月，左权在掩护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这段充满革命浪漫的婚姻才戛然而止。

三、左权牺牲后的生活与再婚

1942年5月25日，噩耗传来。左权在率部突围时，为掩护部队转移，在山西省辽县潞城交界的白龙山阻击敌人，不幸牺牲。当时刘志兰正在延安城区开展妇女工作，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军区医院，但只见到了战友们带回的遗物——一件沾满血迹的军装和一本笔记本。

左权牺牲后，组织十分关心刘志兰母女的生活。朱德亲自找她谈话，安排她到延安保育院工作，既能照顾女儿，又能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保育院期间，刘志兰负责幼儿教育工作，编写教材，培训保育员，工作十分出色。

1943年秋，组织调派刘志兰到延安大学任教。她主要负责文学课程的教学，同时还兼任学生处副主任。在教学之余，她开始整理左权的遗物，收集战友回忆材料，准备为左权编写传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多老同志的支持，他们纷纷提供资料和回忆文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志兰被调到华北局工作。在此期间，她认识了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陈守忠曾在左权身边工作多年，对左权的事迹非常了解。他主动帮助刘志兰整理资料，补充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两人因工作往来频繁，渐渐熟络起来。

1946年春，陈守忠向组织提出与刘志兰结婚的请求。这个消息在延安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些同志认为时间尚早，有些人则表示理解。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同意了他们的婚事。1947年初，刘志兰与陈守忠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再婚后，刘志兰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和教育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随大部队转移到晋绥根据地。在转移途中，她坚持带领妇女们织布做军鞋，支援前线。到达晋绥后，她被安排在太行军区妇委会工作，负责妇女干部培训。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逐渐好转，刘志兰被调到太原工作。她与陈守忠一同参与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建立新的行政机构。在此期间，她特别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组织成立了太原市妇女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兰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她积极推动妇女参政议政，开展扫盲运动，改善妇女生活条件。同时，她还担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工作。在工作之余，她仍然坚持整理左权的相关资料，为革命历史研究工作作出贡献。

这一时期，刘志兰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妇女运动和文化教育领域。她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她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四、文革中的政治风波与山西夺权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的政治局势迅速发生变化。作为省妇联主任的刘志兰最初并未受到冲击。但到了年底，随着运动深入，她的历史问题开始被人翻出。有人质疑她与左权秘书再婚的动机，也有人指责她在妇联工作中＂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1月，山西省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大规模串联。其中一个重要的造反派组织＂山西红色造反团＂认为，当时的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提出要夺取省委的权力，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刘志兰和丈夫陈守忠意外地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

当时，山西省内形成了两大对立派系：一派是支持原省委领导的＂联合总部＂，另一派是主张夺权的＂革命造反团＂。刘志兰和陈守忠加入了＂革命造反团＂。这个选择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被视为省委系统的干部。

2月份，＂革命造反团＂发动了针对省委机关的夺权行动。刘志兰参与了省妇联的接管工作，并在一次大会上发言，批评省妇联的＂资产阶级路线＂。她的发言引起轰动，因为她揭露了一些具体事例，包括妇联干部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

3月，山西军区介入地方事务，支持＂联合总部＂。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造反团＂的主要成员被抓捕。刘志兰和陈守忠也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他们被指控＂里通外国＂、＂为反革命势力效劳＂等罪名。

在被隔离期间，刘志兰接受了多次批斗。她的革命历史被翻出来重新审查，包括她在延安时期的经历、与左权的婚姻、以及后来改嫁陈守忠的情况。一些人指责她＂背叛革命烈士＂，＂玷污左权同志的名誉＂。

到了1968年初，随着中央对山西问题的介入，局势有所缓和。刘志兰和陈守忠获释，但被下放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他们被分配到太原郊区一个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在此期间，他们失去了原有的职务和政治地位。

1969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对前期的夺权运动进行了总结，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路线错误＂。刘志兰和陈守忠的问题被定性为＂参与派性活动＂，但不再追究政治责任。

这段特殊时期，刘志兰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从省级干部变成了普通农民，每天参加集体劳动。但她始终保持着刻苦的工作态度，完成生产队分配的各项任务。她还利用业余时间教村里的妇女识字，组织文艺活动，延续着她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的妇女工作。

五、平反后的晚年生活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志兰的问题得到重新审议。1979年春，山西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恢复了她的政治名誉和工作职务。她重返省妇联工作，担任顾问职务，主要负责妇女运动史料的整理工作。

1980年，刘志兰开始着手整理左权将军的相关资料。她走访了大量的老战友，收集口述历史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成《左权将军传》，由八路军军政大学旧址纪念馆收藏。

1982年，刘志兰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常委。她积极参与政协工作，多次提出关于妇女权益保护、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提案。她还经常到基层调研，了解改革开放后妇女的生活状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1984年，刘志兰参与筹建了山西革命历史纪念馆。她捐赠了大量个人收藏的革命文物，包括延安时期的文件、照片和生活用品。她还为纪念馆的陈列工作提供了许多专业意见，特别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的展区设计。

1986年，刘志兰开始编写回忆录。她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特别是与左权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些材料为研究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同年，她还参与创办了山西妇女干部学校，为培养新时期的妇女干部作出贡献。

1988年，刘志兰与陈守忠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抗战老战士座谈会。会上，她讲述了延安时期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会后，她继续致力于抗战史料的收集工作。

1990年代初，刘志兰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但她仍然坚持参加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她多次到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向青年一代讲述抗战故事。她还经常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和历史研究者，为党史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1994年，刘志兰参与编写了《山西妇女运动史》，这是一部系统记录山西妇女解放运动的著作。她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特别是关于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妇女运动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1996年，年近八旬的刘志兰仍然关注社会发展。她通过省政协平台，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提出建议，呼吁社会关注这一群体。她还资助了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识字班，延续着她一贯关注的妇女教育事业。

晚年的刘志兰生活简朴，与陈守忠一直居住在太原市一处普通住宅里。她的家中保存着大量历史资料和照片，成为研究抗战历史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档案。直到去世前，她仍然保持着整理历史资料的习惯，为革命历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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