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杰出的人。他的家族是满洲正红旗人，世袭旗兵，祖祖辈辈都是大字不识。我们家族一六四四年随顺治帝入关。祖父于两百年后出生于北京西郊，即是现今颐和园以北几里远的黑山扈附近。我一直也没找到他出生的确切地点，但我知道他在那里长大。黑山扈是旗兵操练的地方。祖父年轻时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吃钱粮的路。

大多数知道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之前他的名字叫英华。事实上他的"老姓"也不是这个，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因为满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氏，英华只是他的汉族名字，不带姓。整个《百家姓》里就没有用"英"字当姓的。我这一辈子从未碰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我们家满族的老姓，也就是我们家族的姓是赫舍里。当然对汉姓来说，赫舍里这个姓长了一点。汉族的姓通常是一个字，复姓已经很少见，从来没有过三个字的姓。原本我祖父的名字，应该是赫舍里·英华。后来参加了改良派，他就改名为英华，敛之是他的字。中国人一般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爹妈或者先生给起的名字，一般叫"学名"。第二个名字，即"字"，是自己起的，一般两个字，代表一个人在人生中追求的境界。我祖父的正式名字是英华，华的意思是花或是光芒。他选的字是"敛之"，意思是"不张扬，要收敛"。取意"光华内敛"，是谦虚、低调的意思。可以看出英敛之这个名字是在他成熟后起的。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号"万松野人"。

我追根寻宗最远也就到我祖父。我只知道我的曾祖父是个摇煤球的。离我们旗居住地不远就有煤窑，至今还在产煤。那地方有的是煤末子，穷旗人把煤灰和黄土混在一起摇成煤球，这种煤球冬天用来取暖，一年到头都可用来做饭烧水。这成了很多穷旗人赖以生存的一个行当。据说我曾祖父靠摇煤球为生，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比抬轿子的杠夫的社会地位还低。他有五个儿子，我祖父是老二，是个极不寻常的孩子。这孩子想要认字。

家里买不起纸。家的附近有条河，河上有座青龙桥，桥头有个很大的茶馆。祖父会去茶馆捡顾客扔下的包茶叶的纸。他把这些纸收集起来，带回家，在家练书法。他还自制墨水。也许我在监狱里制作墨水、笔记本的本事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吧。

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在茶馆喝茶的老道。老道问他捡纸有何用。

"练字。"他答道。

道士大感兴趣，和祖父聊了起来，最后道士说："我收你为徒！你成了我的徒弟，需出家云游。"

"出家"字面上是离开家，实际上是离开尘世，意思是做和尚或道士。我祖父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提议，所以他俩就从茶馆出发一直朝北京城里走去。他也没告诉他父母，就这么走了。

他们到城里时，已有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道士带他进了一个小面馆。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位专门给穷旗人教书的先生。那人正在独酌，因为认识道士就过来跟他搭腔。

"你跑这儿干吗来了？"他问。

道士大窘，吭吭哧哧地说："嘿嘿，我刚收了个徒弟。"

"呸！"此人啐道，"你还收徒弟？胡说！把那孩子给我留下！"

我祖父就这么离开了道士，跟那位先生去当徒弟去了，称为"书童"。当时的老师到有钱人家里去教馆，他们会收年轻的男孩做助手，称为"书童"。

每天早上祖父要搬着重重的一包书，还有纸、砚台、笔、墨，跟着老师走，他就这样干了好几年。

他很聪明，在那位老师的学生们学会之前，他就已经把所有的课都记住了。他写的字也大有长进。

终于出现了一位贵人，其实也是一位满洲破落贵族袭"将军"，虽然手下一个兵也没有。他请了这位老师到他家里为他女儿上课，因为当时还没有女子学校。慢慢地，我祖父和这位姑娘的关系也就超出了一般的友情。

他当时十几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和那位姑娘开始秘密地鸿雁传情。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不久就被一家之长发现了。将军十分生气，把女儿锁了起来，要惩办我祖父。

收我祖父做徒弟的那位老师把将军拉到一边说："将爷容禀：现如今咱们旗人声望日下，皆因与洋人打交道总吃败仗。欲重振我大清的荣耀必得不拘一格降人才方可。依我看，咱们格格中意这小哥乃是爷的造化呀。他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望爷三思。"

不到第二天，将爷就思明白了，因为他给那位教书先生传信，大致是说："行了，挑个好日子吧。"

就这样祖父和祖母结婚了。这在当时肯定是很大胆的举动。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末年，人们对两性关系还是十分保守的。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婚姻都必须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安排。我祖父只通过那位教书先生从中撮合就与他的心上人结了婚。

他这一结婚可就联姻了皇族。我祖母姓爱新觉罗，名叫爱新觉罗·淑仲。从我祖母那边数，我家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十四弟，也就是传说中被夺嫡的那位允祯的直系后代。我祖母一九二五年去世，终年五十岁。在当时并不算早逝，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十几岁爱上了我祖父，反叛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门户之见与他结婚。我祖父当时不过是一位本身并不富有的教书先生的助手。祖父创办《大公报》之后还请这位教书先生当了记者，这位老式的教书先生成了第一位记者，自由地报道当年时政，甚至还写社论呢。

祖父结婚后不久皈依了天主教，据我父亲说，我祖父是在街上听到一位传教士对人群宣道："忏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主的天国已经近了！"这位传教士是个外国人，留着大胡子，用中文传教。当时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他们一般先到澳门，在那里的学校学中文（普通话或是广东话），学习很努力。他们中有些甚得皇室的垂青。康熙帝本人就向这些教士学习几何和三角，还学习拉丁文。那天祖父在街上听到传教士的讲道，感觉如醍醐灌顶。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最后受了洗礼。至于我祖母的信仰﹣﹣当时女人想什么不重要，他信什么，她就跟着信什么。

祖父尽管跟着那位教书先生离家出走，他最终还是衣锦还乡。他信天主教后，找到了一份工作，挣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也养活家里的老人。但他没有再回乡下。他住在城里，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新变法运动。改良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我祖父在政治上很活跃。他参加了几个维新组织，拒绝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当时中国儒士们升官的唯一途径。他谴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要求所有的学子都用八股文形式写文章），这种死板的结构压制人才，人就像机器一样按照一定的程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帝御允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按照欧洲的模式改成了现代的学校。当时派出代表团到西方考察怎样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事变，光绪皇帝被出卖，被关到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君子被杀头。能逃的都逃离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逃到香港，后来逃到越南。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这段时间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躲在云南边陲，直到相对安全了，才回到上海，后到天津，最终回到北京。

一九 O 二年太后回銮，下令大赦，大致是这么说的："除了那两个，其他参加变法的都免罪，都是你们自己愚蠢。"在那条法令中，我祖父的名字是英华，没有写旗姓，因为当朝的不相信会有旗人加入反清运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我所知，这是我祖父的名字第一次以英华出现，当然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摆脱一直笼罩他们生活的阴影。所以他们一致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随英华姓了"英"。连他的父亲都随儿子改了。从此以后"英氏家族"出现了。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在那时是温和改良派，他们并不支持一九 OO 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一九 O 二年的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当时从上海到广东到云南兴起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手头有资本，觉得他们的看法应该得到重视。他们的计划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办报。他们希望报纸能办在北京，那样能达到最大的影响力，但以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当然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妥协选择了天津。天津是办报的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设在日租界，后来又搬到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报纸。我祖父是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

报纸办在天津，资金是柴天宠等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的。我父亲是独子，在天津长大。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调皮，是《大公报》院子里的小霸王。那时候，窗子是纸糊的，每次刚糊完窗子，我父亲就拿根小棍子逐一捅破。他总是干这种惹麻烦的事。

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次年我祖父一家搬到北京。祖父负责清室善后事宜，主管皇家园林香山。西郊许多地方，像清华大学或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原本都是皇室的御用园林。香山静宜园是其中之一，我祖父受命管理此地，为落魄的满人发展现代行业，收容了很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曾去静宜园游览，碰到一位老人，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祖父。"记得，"他说，"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开发了这个地方。"他们那里是整个华北地区包括北京最先用上电的。那肯定是令人激动的事。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十九岁就任该女中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也是因为建在以前的清华园的位置上而得名的。

英敛之还主持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建了一座孤儿院。孤儿院叫香山慈幼院。那个孤儿院里出了好几个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是孤儿，没有亲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开始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成了革命人士。我想祖父并没预料到这个结果，对他的慈善行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继而祖父建了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名叫辅仁社。辅仁社一九一三年在香山静宜园建立。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着重于人文学科，成了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因我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本身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及后来的辅仁大学，是祖父和北京的法籍天主教主教一场激烈冲突的结果。那位主教认为宣传宗教信仰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合法及不合法手段购买地产，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上层社会的一员。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欧洲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一种表现。华北地区的教产超过当时最大的地主。像祖父这些进步的公民都反对这种外国有权势的教会收买中国农民来信教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农民聪明着呢，他们一方面假装听从传教士的布道，跟着做各种各样的仪式，可回到家里照样信财神，供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所有问题的根基。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庇护十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玛窦的信条被背叛了。利玛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在明朝末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天主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

教皇回了祖父的信，他很支持祖父。不久第一所由梵蒂冈设立的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开设，正式起名注册。祖父死后被梵蒂冈追封为文森蒂斯·英爵士。多年后我父亲也被梵蒂冈封为爵士，称为英格那蒂斯·英爵士。这条延续的线到我恐怕要断了，因为没人提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西尔维斯特·英也应该到了封爵的时候了。

一九二五年，教皇授权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在北京创办管理一所天主教大学，他们最终还是承用了辅仁这个名称，任命我祖父为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辅仁大学还在，是一九六○年我父亲协助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在台湾重建的时候，父亲年事已高，他们就任命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做校长，我父亲做副校长。现在在台湾，辅仁的纪念馆里有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还有我父亲英千里的展品。一九九三年我随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该校请我去做过几场讲座，使我能短暂地继承了一次家族的传统。

我祖父和马相伯两人都非常热衷于按西方的模式把中国推向现代化，他们的理想是按英国的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马相伯精通好几种外文，特别是拉丁文。他翻译了各种赞美诗和祷告词。马相伯比我祖父长一辈。他的寿命是他的传奇的一部分。他出生于一八四○年，比我祖父年长二十六岁，他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抗战期间他才去世。他很爱国，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公开加以谴责。马相伯是一个政治人物，对公众的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去世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写追悼文纪念他。他当时被公认为中国的爱国之父。

马相伯出生于上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非常富有的家庭，他们家拥有徐家汇最好的地产和房屋，马相伯把大部分资金捐给了教会。徐家汇天主教堂就是马相伯捐建的。

我相信祖父信天主教与他的朋友马相伯有很大的关系。马先生是经过科举考试后被任命到北京做官的。他受过教会的培训，但他没有成为教士。他从未结婚，也没离教。他完成了学业，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可大家都知道很多女性都被他吸引，其中包括英家的几位女性。

我记得的马相伯已经很老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留着白胡子，在那次给我家写了一副对联，既是赠言，又是箴言。他用古文写了四句成语对联，我记得前三句，"严正立身，宽人接物，忠厚传世"。我还记得第四句的意思，可忘了具体的词了，总之是要我们慷慨、严格，维护家族传统。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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